辞职的那天是腊月二十三，北方阴沉的天气让我觉得异常寒冷。我抱着纸箱，里面装着十七年来在公司积累的物品：一个保温杯、几本破旧的施工规范和一张红皮的先进证书。手里虽然没有很重的负担，但却抖得不停。半小时前，我在会议室门口透过门缝看见主管们聚在一起，桌上是一沓又一沓的现金。黄国兴在给钱束上皮筋，而于永康则在认真数着钱，旁边的许飞正在用计算器计算着什么。黄国兴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小苏，签字离开。”我就这样签了离职协议，理由是“架构调整”，换来的只有那一纸通知和三个月的补偿。

站在大门口，冷风刺骨，手机突然震动，我拿出来一看，是个陌生号码发来的：“小苏，等我回来。”我略微愣住，知道这是我的师父宋永根，退休没多久就失联了。我打了很多电话，但他全都关机，家门也锁得严实。到底他去哪里了呢？

我转身走向公交站，就在这时，人事部的唐雅雯追了上来，她压低声音告诉我师父临走时托她把一个铁盒子给我。她用手中的盒子交给我时，我感到那一份沉重，似乎藏着什么。她告诉我这是师父前几天交给她的，托她给我的东西。 球友会

回到家，我把那铁盒放在茶几上，看到它旧旧的样子，心里一紧。我并没有告诉女儿我被辞职的事，因为她年纪小，我不想她担心。打开铁盒，我发现里面没有多少钱，只有一封信和一本笔记本。信中师父写到：“小苏，账对不上，等有人问起千万项目的事再拿出来。”这让我心里隐隐感到不安。翻开笔记本，上面密密麻麻地记录着一个年前我参与的项目的账目，一些数字和公司报账的记载对不上，里面的红笔圈注让我愈发感到不安。

最终我找到了一张师父的照片和一张公交卡，卡套里夹着一个地址，提到的人名我并不认识，但我猜测与账目差异有关。为了弄清真相，我决定明天再去公司打探消息。隔日早晨，我找个地方慢慢喝粥，眼睛紧盯公司的门口，观察着平常同事的动向。没多久，黄国兴打来电话，警告我不要再打听师父的事。我挂断电话时，心里惊觉他们竟然知道我拿到了那个铁盒，他们在盯着我。

回到家，我将那本笔记本仔细收好，缘于对事情的担忧，我不得不小心翼翼地掩盖这一切。 球友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