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56年9月的北京，党的八大结束后，王稼祥并没有停留下来接受祝贺，而是直接去找毛泽东。当天，他刚刚当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却提出了辞去职务的请求。这个决定让人感到惊讶，同时也符合他的个性。王稼祥的理由很简单：他因为健康问题，担心无法胜任这份繁重的工作。他对毛泽东表示，中央应当把这个职位交给能更好贡献和工作的同志。

毛泽东并不同意，反问他：“你为什么不能？”接着又说：“早就该当了，你为党所做的贡献还少吗？不要再谦让了。”这番话显然不是临时的安慰，毛泽东明白王稼祥在党内曾发挥过重要作用，这些贡献并不总能在职务和选票上体现在。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早在十一年前的延安，王稼祥面临的局面截然不同。1945年4月，党的七大在延安召开，王稼祥作为正式代表和中央委员候选人，因身体原因未能参与充分的筹备工作。在中央委员选举中，他意外落选，仅获得204票，未能超过半数。这一结果让许多人感到意外，因为王稼祥曾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及其他重要职务。 球友会

虽然具有丰富的经历，王稼祥在当时并未被大部分代表所熟知，部分人还对他抱有疑虑。他性格内向，经常缺少与基层干部的互动，加上健康问题导致他工作量减少，代表们对他的印象多停留在“孤高”、“不接近平民”上。在这期间，他的早期观点也曾让一些同志产生疑虑。

不过，王稼祥早已完成了重要的角色转变。在红军长征初期，他与毛泽东商讨军事指挥时，提倡改变以往的领导方式，支持毛在遵义会议成为核心领导。虽然当时了解他经历的人不多，但毛泽东后来多次强调王稼祥对遵义会议的重要性。

然而，王稼祥早期因不断调动职务，缺乏深入基层的经验，导致不少干部对他保持距离。身体状况的不佳也让他面临更多的误解。1949年，王稼祥被正式补选为中央委员，此后逐渐获得重用，担任新中国首任驻苏联大使，并在外联系工作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球友会

所以在1956年的八大中，王稼祥虽然未曾预料会进入中央书记处，但他的能力早已得到认可。毛泽东的“早就该当了”不仅是对他的历史贡献的认可，也是对他的政治信任。最终，王稼祥没有辞去职务。多年后，毛泽东依然将其视为重要的老同志，促使他在1972年再次要求参与工作，并在1973年党的十大上重新当选为中央委员，协助外事工作，顺利回到了熟悉的岗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