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两年中，华盛顿有关中国的言论悄然发生变化。那些曾坚信通过“极限施压”能改变中国的官员和学者们，如今语气有所缓和。这一变化究竟是由于困境中的无奈妥协，还是对现实的重新认知，值得深入探讨。判断一个国家战略的改变，不能仅凭其言辞，更应关注其法律和财务走向。2026年2月20日，美国最高法院以六比三的判决推翻了特朗普政府基于《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加征的对华关税，判定这一做法违宪，指出税收权应在国会而非总统手中。这一下子剥夺了华盛顿一项重要的政策工具，涉及的退税金额高达约1660亿美元。这一裁决为未来设定了新的规则，简单依靠行政命令加税的可能性大大降低。

尽管白宫在此后的法律层面进行了调整，试图以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征收临时性关税，但这条法律的限制使得美国无法继续进行大规模的加税。一系列法律挑战让其空间愈发有限。另一方面，关税政策给美国进口商和消费者带来了直接的成本，导致物价上升和通胀持续，制造业也未如预期回流，这种经济压力迫使决策层重新审视得失。

因此，谈判开始顺势向缓和发展。2025年10月，中美两国在韩国釜山达成共识，互相降低进口关税；2026年5月14日，双方在北京再次进行首脑会谈，进一步达成共识以扩大农产品贸易和降低税率。虽然互加关税曾一度超100%，但随后被压缩至约10%。然而，这种缓和并不等同于投降，双方在重要战略领域如芯片与AI设备等领域依旧存在紧张关系，摩擦并未停止。 球友会

更为有趣的是，一些学者的看法也在逐渐转变。米尔斯海默长期以来对中国持悲观态度，最近在中国人民大学讲话时却表示，主动挑衅中国是愚蠢的选择，这一观点的转变似乎表明他已重新审视美国与中国的实力对比。同样，专栏作家弗里德曼在亲自考察中国制造业后，也对中国的影响力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美国新的国家安全战略开始抛开此前的优越姿态，试图使两国关系趋向均衡。这种变化源于中国的坚实实力，例如，中国在联合国工业门类中是唯一一个在各个领域都有能力独立运作的国家。新能源汽车和造船业的领先地位显示了其在全球市场中的竞争力。

与此同时，华尔街和产业界也在考虑与中国的竞争关系，发现对立并无益处，如英伟达的首席执行官对中国的积极评价显示，技术合作才是长远之计。相对而言，美国面临的挑战也愈发明显，尤其在军工领域，诸多公司更关注短期利润，导致基础设施建设和下一代装备的发展受阻。 球友会

尽管鹰派对现实有了新的认识，但这并不意味着风险的消失。回顾上世纪八十年代美国对日本的态度，保持警惕仍然是必要的。